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原道研究”负责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实践的发展呼唤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中国革命者“遭遇”了各种思想理论的洗礼。在甄别与取舍各种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并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文旨在展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面对时局的“个体反应”，为研究“复杂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最好的武器”

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曾寄希望于旧军阀，“惟望我公仍所远见之明，再施先机之哲，图谋国事，大挽狂澜”。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原生的思想理论，早期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是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群体。留日学生朱执信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者。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周恩来等也先后赴国外留学。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分批进入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成后，形成了留苏学习的高潮，如张闻天、陈原道等革命青年陆续留苏学习。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均来自‘远方’……中共不少高级领导人又是留苏学生”。这些在外留学人员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及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想引导中国民众作积极坚决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感召了中国民众的斗争热情。这些思想对于革命方向、斗争形式都有明确指示，极大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价值认知，“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成为必然选择。尽管最初一些近代思想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只是作为“一般思想”加以传播。但也有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其真正价值，认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来研究中国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传入国内，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为了“探究学理”和“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成为“担负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就试图将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之后几次思想的交锋，大多围绕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展开。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用于革命斗争的“武器”，也是用于改造人的“武器”。经过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逐步实现由旧式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一些青年学生逐步接受了新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这些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成为革命的“真同志”。

选择加入“强大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影响，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70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就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之间存在必然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资产阶级理论，摆脱了思想束缚，马克思主义对旧有社会关系的批判，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存在”，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上的提升。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供给。他们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曾寄希望于旧军阀与旧势力。而这些守旧势力刻意回避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也无法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狭隘的思想理念很难支撑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要求，也难以走出改朝换代的革命旧形式，甚至像基尔特社会主义那样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可以走社会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冷静研究”，认为在传播上要“少做”，少参与“伪劳农革命”。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对革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其二，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青年党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各种思想充斥与泛滥其间。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则以“革命”的姿态出现，迎合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他们强调自由，追求个人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出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论争中，他们更加坚定了立场，并影响了一批工农群众，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选择接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建党初期几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多以夺取大城市作为目标，忽视发展农民力量，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正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清、中国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在某些方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意识，简单照搬成为一种“当然”。如“王明按照共产国际和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宣传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在宣传中国革命的性质时，夸大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对时局的判断上，一些同志受到共产国际较大的影响。对斗争形势把握不准，部分同志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偏差。

而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则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从具体事实上来了解”。他们以“具体事实”为认识问题提供基本依据，用科学的认识论看待中国具体的实际问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方法基础。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问题，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继承与发展。其次，反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建党初期，我们经历了很多挫折，“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共的早期革命实践遇到的诸多挫折，大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全面，缺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对“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积极纠正革命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思想指导实践，中国革命实践需要先进思想的指引。实践的发展呼唤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经历了“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双重变迁，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新思想推动革命实践的新发展。这些思想以各种样态出现。在甄别与取舍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并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